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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毁灭的种子：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（1937-1949）》（美）易劳逸 著 王建朗、王贤知、贾维 翻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20.00元

　　国共两党争斗在60年前就早已有了结局，只是，一段时间以来，中国大陆不管是专家还是寻常人，都只能通过档案来详细了解、研究兵败祖国大陆的成因。而这些成因，许多败退中国大陆的理由，并不能在史料上充分印证研究者的说法，由此引出了许多有关商榷之类的异议。日前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《毁灭的种子：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（1937-1949）》，则从另一个新史料的角度，解析兵败中国大陆的成因，并通过研究者研究的课题，将一些存在美国史料馆、台湾本土史料馆中，寻常人难以接触的国共斗争史料，作了全新解读。

　　最为特别的是，该书通过海外史料，尤其是台湾本土档案中拥有的该党史料，来研究缘何在1949年溃败中国大陆。另外，作者还通过自己研究的课题，将一些存在于美国史料馆中，寻常人难以接触到的最新国共斗争史料，作了另一角度的理性分析，从而在国共争战史研究中寻找到了一抹新的研究亮点。

　　当年，拥有众多军队的政府，不仅在人数上优于中国，而且在武器质量上，也明显要好于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；但就是这样“武装到牙齿”的军队，为啥仍还会溃败于和自己不是一个等级的“土八路”呢，作者分析有三点。首先是新政府成立之初，就缺少社会基础，即原罪说。

　　对于这点，作者分析比较理性。他运用了大量史料进行观点分析认为，新政权1927年4月18日成立之初，尽管占领管理的一些地区，人们对于新政权存在着相当的期望，但由于长年的军阀割据、猜忌、内斗等，使新政权面临着挑战。结果，人们对于新政权的期盼，成了一场空想。十年发展十年改变，除了1936年的“两广事件”和平解决、1937年“西安事变”三个月的趋于平静外，一切新政权建立时的吉祥兆头都仍像云雾。

　　就在新政权还没有完全给民众带来新气象的时候，政府又遭遇了七七芦沟桥事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原本就缺少社会稳定基础的新政权，又怎么能够经得起这样大的消耗。

　　但一切都不是以蒋介石政府意志为转移的。就在蒋介石新政府内迁西南以后，他不仅削弱了自己对一些原本强力控制的重要省份的控制能力，还引起了原本对中央政权充满猜忌的地方势力的戒备，由此，西南、西北等地的所谓杂牌军与中央军之间、重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号令之间，以及其他如山西的阎锡山与重庆的关系等，都处在一种让人难以说得清道得明的处境中。在这件事上最为典型的是，在抗战时期，虽然担任着蒋介石手下副委员长、第二战区司令的阎锡山这个八年抗战期间的战区司令，竟然没有去过地处重庆的西南一次，当然也不会见到过其上级领导蒋委员长了。

　　松散脆弱的政治联合，各个群体都在打着自己的小九九，此时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自身组织中的问题暴露无疑。

　　对于这些鲜明观点的诞生，以及详实资料予以佐证的披露，无论在国内哪本相关的史料书籍上，都鲜能见到。

　　其次，政府统治中国大陆为何失败，存在于政权中的军阀主义余孽作祟，也是其致命的病毒。可以这样说，从中央政府诞生之日起，直到1949年政权在中国大陆失败为止，军阀主义的余孽在政权中就没有停止过一刻作祟。作为研究政权失败原因的专家，作者在自己的研究成果里运用了数个反问，从而加强了自己回答研究成果的力度。他的质询就是：难道政权的失败，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巨大负担，把政权推向失败边缘？是美国政府在内战的关键时刻背叛了，不给他们支持与援助？还是1937年前十年政府成立时业已暴露的弊病，造成的政权脆弱？

　　通过这几个问题的提出，作者运用地质学研究中横切面切割原理，作了让人一目了然的解剖。为了将那些断层中的每一个板块解说清楚，作者特地在断层中选取例子，从而避免假设性的选择事例，让人产生一叶障目的感觉。在1937年至1949年中，“农民的赋税与国民政府的统治”、“农民的赋税与革命”这两个章节里，作者将战争年代和战后年代发生在民国时期的主要问题一一解析。在分析抗战初期情况时，作者通过影响农民的经济趋势分析，通过发生在1938年到1939年之间，1940年到1945年这两个阶段里粮食产量的对比，来解说寻常百姓之间的恐惧，民众被伤害的士气，以及大地主、大小军阀之中的既得利益者不顾国难大发横财的事例；并通过这些事例来解说，政府在当时情况下，一度连选择征用军队人员时，因为农村壮年人口的流离失所，而很难征收到合格的雇佣之人。

　　而在当时，面对政府的需要，那些土豪劣绅富裕乡绅集团，竟采取不与政府的税吏合作。这点，就连蒋介石也在1942年惊呼：他们之间的绝大数人自私自利丧失了做中国公民的权利。对于这种政府的“领导性”衰竭，尽管内一些群体也发起过所谓“革新运动”，但历史往往都是这样，每一个改革如果触及到既得利益者，那这样的改革，一定是短命的或者就会是无疾而终的。当年，政府中的这场改革，最终也只能被蒋介石采取敷衍方式，最终自我了断完事。

　　第三个原因就是其内幕政治带来的问题。以往，许多研究史料的学者在关注其内幕政治、黑暗政治研究时，常因为接触史料的局限，将政府的一些让人费解的行为，与其宣传策略，或者公开的声明等资料相挂钩，这种研究得出的结果，时常掩盖了失败的真正原因。而本书的出现，通过另一个角度内幕政治的解析，将政权完败中国大陆作了入木三分的解析，从而使翻译者也感叹“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一本在史实和理论上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著作”成为了过去式。

　　由于作者前期研究政权溃败大陆时，并没有将三青团作为一个重点进行解析。但由于作者的特殊地位，以及他接触史料的便利，于是，另一个研究对象青年团的大量资料，就非常必然地进入到了作者眼帘中，从而也成为其研究内幕政治的必然因素。特别的是，当作者接触到溃败前的，那些当年参与革新运动的主要人物后，以及新鲜史料不断深度挖掘后，三青团，这个当年在“革新运动”中视为老朽无能的团体，注定要给自己留下无穷的史料了。

　　对于这点，作者在台北中央党史学会查阅到《革新月刊》杂志，则充分印证了作者“三青团这个团体，必然要给自己的政敌予以肆意的攻击”的观点。因为在杂志里，有一些以后成为了著名人物的人写的文章，内容相当尖锐，对以及政府作了许多无情的揭露。

　　60年前，退出中国大陆，今天，在人们不断反思政府垮台的时刻，在人们希望通过了解政府败走中国大陆，新一代失去台湾领导权而又复得执政权的当口，怎样彻底了解政府当年的失败，就成了每一个关注当年国共争斗、角力内幕的人希望弄明白的事情。这本书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前夕出版，也给时刻关注政权是如何丢失的人，一个了解事实真相的去处。也相信，通过这本书的出版，也能从档案的史料角度，了解当年退出中国大陆政治舞台、败走中国大陆的真正原因。